2012年10月3日，我拖著患有炎癥的右腿，與我當時受聘供職的天津師范大學法語系的沈練斌老師和我退休前任職的南開大學的李玉平老師，一起到了南京，參加由南京師范大學組辦的第十一屆世界符號學大會（5-10日）暨中國符號學論壇（4日）、第十屆全國語言學和符號學研討會。當時他們二人幫助我拉著帶有25本《符號學論集》的手拉箱。那個集子，就是我為參加那次會議找出版社印的，印數(shù)為200冊，除了帶到會上的，其余的便送給了朋友和我的學生們，因此，那本書并未真正進入發(fā)行渠道。集子中所收文章，是我到那時30年來所寫文章的選編本，也是第一次以我的實名署名的書。原因很簡單，因為書中大部分的文章都是以我的實名發(fā)表的。在那些文章中，有些就是我為所譯書籍寫的“譯者序”或“譯后記”，內容不變，只是題目并不完全一樣；有幾篇是在研討會上宣讀過的，沒有發(fā)表，也還有一定的可讀之處；另有幾篇，寫完后就放了下來，借成集之際做了發(fā)表。相反，有些發(fā)表過的文章，由于內容顯得過時或闡述得不夠全面深入，便沒有選入�？傊�，被選入的文章基本代表了我當時學習和走進符號學的歷程。在由出版社印出那個集子之際，我就與出版社說好，由于印數(shù)很小且未進入發(fā)行渠道，我準備另行出版，出版社給出了肯定的答復。
　　這一次出版的內容，與那個集子出現(xiàn)了一定的不同。首先，我對不少文章做了拆解，將相關內容按照章節(jié)重新進行了編排；其次，在編排過程中，我去掉了我認為不再適合編入的一些文章，又增加了近三年發(fā)表的部分文章；再其次，書的題目改為《論法國符號學》；最后，像我出版的其他書籍一樣，我還是采用了筆名，以使我的全部書籍出版物署名一致。從總體上來講，我認為，這本書內容更豐富了些，內在聯(lián)系也更緊密了些。由此看來，那本《符號學論集》仍然有一定的參考和保存價值。
　　這本書的內容，相當一部分是介紹性的。我想，這在引進一門新的學科之初是難以避免的。關鍵在于，要做到介紹正確。隨著不斷的學習與研究，所寫文章中有我自己觀點的情況逐漸多了起來。前幾年，我參加了李幼蒸先生發(fā)起的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負責出版的《羅蘭·巴爾特文集》部分書籍的翻譯。為了譯文的準確和恰當，我更多地閱讀了一些符號學的著述，加之從翻譯中學到的知識，使我所寫文章在深度上也有了一些進步。由于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我有過兩次合計近九年的時間在法國工作的經(jīng)歷，這使我與法國多家出版社建立了良好的關系。我翻譯他們的文學作品和符號學著作，他們就不斷地給我提供相關信息和寄送最新書籍，這就更方便了我的閱讀、學習和確定翻譯的書目。所以，這本書，實際上是對于我學習符號學及所獲些許進步的總結。
　　這本書分為四章。第一章，是談普通語言學與符號學之關系的；第二章，是對于普通符號學基礎理論的一些散論；第三章，收錄了我為汝信先生擔任主編的《西方美學史》-書所寫《結構主義美學》-章的四節(jié)，還有幾節(jié)當時沒有收錄，這一次也放了進去：第四章，是有關解讀羅蘭·巴特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