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日本情報工作起源日文中“情報”這兩個字產生于19世紀末。日本軍醫(yī)森鷗于1884—1888年在德國留學期間，翻譯了普魯士軍事戰(zhàn)略家克勞塞維茨的名著《戰(zhàn)爭論》，該書日文版于1903年10月正式出版�！稇�(zhàn)爭論》第6章“NachrichteninKriege”，森鷗將其譯為“戰(zhàn)爭の情報”，從而創(chuàng)造了“情報”這兩個字。然而早在“情報”一詞出現(xiàn)之前，日本就已展開了有聲有色的情報活動，并將情報意識融于每位日本國民的血液之中。于是，情報成為了大和民族的立世之本，列島生存與拓展的第一要務。那么，日本情報工作的源流究竟為何？第一節(jié)日本情報思想的啟蒙者——《孫子兵法》日本的情報工作在世界上獨樹一幟，不僅在戰(zhàn)爭中發(fā)揮了巨大的效用，而且對各行各業(yè)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日本人的這種特點，追根溯源，與中國的孫子有著密切的關系。最集中的體現(xiàn)莫過于《孫子兵法》對日本認識和運用情報所產生的重要影響。日本人不僅直接研究《孫子兵法》，并且長期以來用自己獨特的方式對孫子的情報思想進行發(fā)揮和再創(chuàng)造。應當指出，日本人在這方面取得的成就要遠遠超過中國人。時至今日，《孫子兵法》中有關情報的精髓仍指導著日本情報工作的運轉。一、《孫子兵法》傳入日本《孫子兵法》何時傳入日本，學術界至今尚無定論。目前主要存在以下三種觀點：“朝鮮傳入說”、“吉備真?zhèn)湟�進說”和“中國兵法家攜來說”。（一）觀點一：“朝鮮傳入說”“朝鮮傳入說”出自日本著名兵法史學家佐藤堅司所著《孫子思想史的研究》一書。\[日\]佐藤堅司：《孫子研究在日本》，高殿芳譯，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頁。他根據(jù)《日本書紀》所載，公元663年來自朝鮮半島百濟國的幾位兵法家到達日本，指導修筑了幾座城池，并因為精通中國兵法被授予榮譽勛位。由此，佐藤推測是他們把中國兵法傳入日本的，而且這部中國兵法可能就是《孫子兵法》。他的證據(jù)是，在57年之后成書的《日本書紀》中，記載著“神武天皇之兄征伐磯城的時候，椎根津彥的計策中有‘倏忽之間，出其不意，則破之必也’這樣的語句，與《孫子兵法·始計篇》的‘出其不意’，以及《虛實篇》的‘趨其所不意’在文字和意思上是相同的”�！耙虼丝梢哉J為‘出其不意’是由百濟人傳授的，進而可以認為這些百濟人把《孫子兵法》引進日本。至少可以設想《孫子兵法》，最初是由他們傳進來的�！蓖�上。（二）觀點二：“吉備真?zhèn)湟�進說”“吉備真?zhèn)湟�進說”源自《續(xù)日本紀》第二十卷天平寶字四年（760年）十一月丙申條的記載：“遣授刀舍人春日部三關、中衛(wèi)舍人土師宿彌關城等六人于太宰府，就大貳吉備朝臣真?zhèn)�，令司諸葛亮八卦、孫子九地及結營向背�！睋�(jù)此有些研究者，包括佐藤堅司也認為“在日本人中最初把《孫子兵法》引進來的是吉備真?zhèn)洹盶[日\]佐藤堅司：《孫子研究在日本》，高殿芳譯，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頁。。根據(jù)《續(xù)日本書紀》的記載，在秘藏家傳時期，吉備真?zhèn)溟_創(chuàng)了日本軍事史上運用《孫子兵法》的先河。同上。他不僅平時教習士兵諸葛亮八卦陣、孫子九地及結營向背等作戰(zhàn)方法，還在奉命討伐惠美押勝叛亂惠美押勝之亂指的是：764年（日本天平寶字八年）日本奈良時代爆發(fā)的叛亂，又稱藤原仲麻呂之亂。藤原仲麻呂（藤原惠美押勝）企圖奪取孝謙天皇寵信的大臣禪師道鏡的位置而發(fā)動軍事政變。事件最終以藤原仲麻呂的失敗而結束，道鏡被任命為大臣禪師，參與政事。時，靈活運用《孫子兵法》的“兵聞拙速”、“兵之情主速”，以及“以迂為直”等用兵原則，只用了8天時間就擊敗了叛軍，將惠美押勝“斬于湖畔”。（三）觀點三：“中國兵法家攜來說”“中國兵法家攜來說”出自美國《孫子兵法》研究家塞繆爾·B�备窭锓扑嫉难芯砍晒�。他在《孫子兵法——戰(zhàn)爭藝術》一書中指出：公元516年，中國一位熟悉兵書的學者曾到日本。公元525年，日本繼體天皇（450—531年）在任命其子粗鹿火為兵馬統(tǒng)帥時曾說過“夫將者，民之命與國之存亡所系也”。這句話顯然有些受了《孫子兵法·作戰(zhàn)篇》中“故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的影響。據(jù)此，格里菲思認為，有許多理由相信，早在吉備真?zhèn)溆诠��?35年返回祖國之前的幾個世紀，中國古代的軍事經典已被日本人所知。\[美\]塞繆爾·B�备窭锓扑迹骸秾O子兵法——戰(zhàn)爭藝術》，育委譯，學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5—346頁。大多數(shù)日本學者贊成“吉備真?zhèn)湟�進說”這一觀點，將吉備真?zhèn)浞Q為《孫子兵法》攜歸日本的“第一人”。717年，吉備真?zhèn)渥鳛榍蔡屏魧W生來到中國，歷時18年后于735年回國。日本很多學者認為吉備真?zhèn)湓诨貒�的時候將《孫子兵法》《吳子》等中國典籍上獻朝廷，隨后便開始在日本軍人中傳授《孫子兵法》。但經過引經據(jù)典的考證，其實“中國兵法家攜來說”這一觀點更具說服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根據(jù)日本史書記載，繼體二十年（527年）日本筑紫的地方官國造磐井發(fā)動兵變，史稱“磐井之亂”。繼體天皇在其頒發(fā)的討伐叛軍的詔令中，曾寫有這樣的話：“良將之軍也，施恩推惠，危己治人，攻如河決，戰(zhàn)如風發(fā)�！薄按髮�，民之司命，社稷存亡，于是乎在�！逼渌枷牒陀谜Z多與《孫子兵法·作戰(zhàn)篇》“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暗合。潘俊峰：“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在日本的傳播和影響”，《軍事歷史》1989年第5期。這說明繼體天皇對《孫子兵法》已有所了解。其次，可以從圣德太子（574—622年）頒布的“憲法十七條”中得到印證。推古女皇于公元592年即位，翌年立圣德太子攝政。604年，圣德太子用漢文記述了官吏、貴族必須遵守的十七條政治道德標準，即史稱“憲法十七條”，也有稱“十七條憲法”者。對“憲法十七條”的遣詞用句，日中學者均認為多出自典漢籍諸子百家。其中文中有幾處用語與《孫子兵法》極其相似。例如：第十條“是非之理，詐能可定。相共賢愚，如環(huán)之無端”；第十一條“明察功過，賞罰必當”；第十五條“上下和諧，其是情矣”。上述條款與《孫子兵法》中的諸多語言極其相似，依次為：《孫子兵法·勢篇》“奇正相生，如環(huán)之無端”；《孫子兵法·計篇》“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孫子兵法·謀攻篇》“上下同欲者勝”。盡管有學者研究認為“十七條”中有的句子可能引自《史記》等典籍，但也不能排除圣德太子研讀《孫子兵法》的可能性。雖然在那時《孫子兵法》作為禁秘書只有皇室少數(shù)人能夠接觸，但圣德太子攝政的身份是完全可能看到的。再次，據(jù)我國著名日本史學家嚴紹先生的研究表明，撰寫于養(yǎng)老四年（720年）的《日本書紀》“不僅全用漢字寫作，而且大量引用中國文獻典籍”，“引用了諸如《史記》《漢書》《南史》《北史》《水經注》《新序》《述異記》《尉繚子》《吳子》等書”。嚴紹璗：《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7頁。這里雖然沒有提到《孫子兵法》，但早于《尉繚子》《吳子》在戰(zhàn)國時期就“藏孫、吳之書家有之”的《孫子兵法》，日本來華留學生想必也會千方百計弄到的，只不過當時作為禁秘書流傳不廣而已。最后，從日本派出遣唐使的時間看，稱吉備真?zhèn)錇椤秾O子兵法》攜入日本“第一人”的說法并不科學，無法令人信服。日本自公元630—894年約260年間，共任命過20次（一說19次）遣唐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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