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曾被騙自殺的國家

美國不可能從根本上擾亂國際勞動分工，因為這也會對其本國經濟造成破壞性后果，類似的限制性手段也不足以確保其他經濟體削減投資規(guī)模，從而消除它們相對于美國的優(yōu)勢。因此，誘導他國經濟自殺就長期性地成為美國阻滯其他經濟體發(fā)展的最重要的政策手段。

迫使西德和日本削減其投資規(guī)模

20 世紀初，美國的投資程度在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是最高的，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投資程度遠高于美國的市場經濟體開始出現(xiàn)，最初是西德和日本，后來又出現(xiàn)了眾多國家。鑒于這些國家當中，投資在其經濟總量中所占的比重都超過美國，因而其經濟增長速度也高于美國。在這種情況下，要保持超過競爭對手的經濟增長率，進而保持其在經濟領域的主導地位，美國的政策只能在以下兩個選項中選擇一個：

● 提高美國自身的固定資產投資水平。這就要求對美國的經濟結構進行重組，并進行必要的社會和政治變革，但正如第 18 章所示，美國并沒有進行這樣的重組和變革。

● 迫使其他經濟體將其投資程度降低到美國水平。由于美國的投資程度和經濟增長速度并沒有提高，因此，迫使其競爭對手降低投資程度就成為美國阻滯他國經濟增長和保持自身主導地位的必要手段。

正如前文所述，在美國的強迫性措施下，這些經濟體的固定資產投資水平從巔峰急劇下降。具體來說，西德1964年的固定資產投資相當于本國GDP的26.6%，日本1970年的固定資產投資相當于本國GDP的35.5%，后來均降低到相當于美國固定投資在本國 GDP 中所占的比重，即 20% 左右，詳見圖 21-1。鑒于固定資產投資在經濟增長中所起的關鍵作用，西德和日本固定資產投資在本國GDP中所占的比重急劇下降，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它們的經濟增長速度急劇下降。由此可以看出，美國競爭地位的恢復并不是因為本國經濟增長加快，而是因為其他國家經濟增長變慢；經濟增長率的下降最初發(fā)生在西德和日本，后來又發(fā)生在“亞洲四小龍”經濟體。因此，迫使競爭對手降低固定資產投資程度已成為美國保持其主導地位的主要手段。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

美國于 20 世紀 60 年代和 70 年代挫敗了西德和日本的競爭后，20 世紀 80 年代又面臨著來自“亞洲四小龍”和東亞其他發(fā)展中經濟體的競爭，這些經濟體的固定資產投資程度和經濟增長速度均高于美國，但它們規(guī)模較小，對美國的競爭威脅遠遠低于西德和日本。盡管如此，從這些經濟體的興衰中也可以看出美國阻滯其競爭對手經濟增長所采用的手段，進而看出美國保守主義反對中國所采取的手段。

亞洲四小龍”的固定資產投資程度均高于西德和日本，如，新加坡的固定資產投資在本國 GDP 中的比重于 1984 年達到 46.2%，韓國于1991 年達到 38.9%，這分別是其達到的最高水平；高度的固定資產投資促成了經濟的高速增長，新加坡 1984 年的年均經濟增長率為 8.5%，韓國 1991 年的年均經濟增長率為 9.7%。

但是，東亞一些主要發(fā)展中經濟體在國內儲蓄方面的宏觀經濟基礎不夠強大，不足以支撐如此高度的固定資產投資。到 1997 年，泰國和韓國的國內儲蓄仍不能為其固定資產投資提供足夠的資金，它們只得從境外籌集固定資產投資所需的資金，甚至包括短期銀行貸款。1996 年，全年共有 1100 億美元流入亞洲，主要是銀行間同業(yè)拆借貸款，而不是股權投資或其他形式的外商直接投資。

為方便境外短期資本流入，東亞一些發(fā)展中經濟體在有關方面誘導下放開了其國際資本賬戶，這意味著取消境外資本控制措施；而對境外資本控制措施的取消致使東亞發(fā)展中經濟體在 1997 年發(fā)生大量資金外流，造成了當年災難性的亞洲金融危機。正如諾貝爾獎獲得者、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言：急劇的金融和資本市場自由化很可能是這場危機的主要原因。

美國 1971 年前后處心積慮的單邊行動直接阻滯了西德和日本的經濟發(fā)展，但人們對美國是否故意加速了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到來，以阻滯“亞洲四小龍”經濟發(fā)展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點是明確的，那就是：一旦發(fā)生危機，美國一定會支持導致危機惡化的政策，反對旨在減輕危機的舉措，特別是，美國強烈反對日本關于建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以提供應對這場危機所需資金的提議。

就目前而言，沒有必要判斷美國政府在這場亞洲金融危機中所采取政策的主觀意圖，但一定要認識到，亞洲發(fā)展中經濟體在這場危機中的境遇與西德和日本曾經經歷的境遇并沒有什么不同。經歷這場危機后，遭受重創(chuàng)的亞洲諸經濟體固定資產投資急劇下降并長期處于較低水平，其經濟增長速度也大為下降。請看下列準確數(shù)據(jù)：

● 如圖 21-2 所示，在 1990—2013 年期間，韓國固定資產投資在本國 GDP 中所占的比重從 34.6% 下降到 29.7%，馬來西亞固定資產投資在本國 GDP 中所占的比重從 42.5% 下降到 26.9%，泰國固定資產投資在本國 GDP 中所占的比重從 41.1% 下降到 27.7%，新加坡固定資產投資在本國 GDP 中所占的比重從 37.9% 下降到 25.9%。

● 圖 21-3 顯示，在固定資產投資下降的影響下，從 1990 年到 2013 年，韓國的GDP 年均增長率從 7.4% 下降到 3.2%，新加坡 GDP 年均增長率從 8.8% 下降到5.3%，泰國GDP年均增長率從8.1%下降到2.9%，馬來西亞GDP年均增長率從9.6% 下降到4.2%。以上數(shù)值均為五年移動平均值。

從上圖可以看出，無論美國是否故意引發(fā)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也無論美國在施加于本地區(qū)的解決方案中持有的主觀意圖是什么，最后結果是明確的。正如經濟理論所預測并被西德和日本的經歷證實的那樣，這場亞洲金融危機再次表明：只要迫使一個國家降低其固定資產投資，這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就必然降低。因此，迫使他國降低固定資產投資就成為美國新保守主義阻滯他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政策手段。

謀殺抑或自殺

現(xiàn)在探討美國的對華政策。在這方面，中國與西德、日本或“亞洲四小龍”截然不同。在美國成功地迫使西德和日本降低固定資產投資程度方面，美國對兩個國家施加的旨在迫使它們提高匯率的壓力起了決定性作用。在美國的壓力下，西德和日本被迫對其貨幣重估，從而降低了本國企業(yè)的競爭能力、盈利能力和固定資產投資水平；更有甚者，如果經濟增長滯緩導致巨額預算赤字，儲蓄水平將會進一步降低，日本就曾發(fā)生這種情況。美國是西德和日本的軍事保護者，因此美國能夠對這兩個國家施加壓力，迫使它們對其貨幣重估——這一事實在《布萊辛信件》（Blessing Letter）中暴露無遺。而中國的情況就不同了：盡管美國在相當長時間內不斷勸說中國對人民幣重估，但中國在軍事上并不依賴美國，因此美國不能像對待西德和日本那樣對中國采取同樣的政治軍事手段，以迫使中國進行同等規(guī)模的貨幣重估。

從量化角度看，中國經濟的生產率不斷增長意味著人民幣匯率每年都會有所上升，而人民幣幣值的逐漸上調有助于中國以更低廉的人民幣價格購買進口產品，因此，只要人民幣匯率上調速度控制在出口商保持其競爭力的范圍內，人民幣匯率上調對中國就是有利的。因此，中國允許人民幣逐漸升值，但升值速度必須在中國企業(yè)能夠吸收的范圍內；自 2005 年以來，人民幣年均升值在 4% 以下，其累計升值幅度遠遠低于 1971 年后最終形成的日元對美元 300% 的升值幅度。由此可以看出，美國對中國施加壓力，迫使中國大幅度提高人民幣匯率的企圖并沒有取得成功。再者，中國也并沒有像“亞洲四小龍”中的某些國家那樣，依賴境外資本流入為本國固定資產投資提供資金，恰恰相反，中國始終保持收支盈余，這意味著中國的國內儲蓄總額超過國內投資總額。除此之外，即使美國新保守主義者也不主張將戰(zhàn)爭作為對抗中國的手段；美國曾對伊拉克或阿富汗動武，在更早的時候也曾對越南動武，但中國實在太過強大，足以迫使美國放棄動武的企圖。

能否誘導中國自殺

上述諸多因素的結合導致在經濟領域產生了令美國新保守主義勢力深感威脅的地緣政治格局，即中國的民族復興和中國的崛起已發(fā)展到任何外界力量都無法阻止的程度。盡管美國在軍事上仍然強于中國，但中國擁有足夠的力量，使得美國新保守主義勢力既不能主張以戰(zhàn)爭手段對付中國，也不能像對待日本、西德或“亞洲四小龍”那樣，以同樣的經濟手段對付中國。用前些時候曾使用過的比喻性說法就是，這正是任何外界力量都無法“殺害”中國的原因；在這種情況下，戰(zhàn)勝中國的唯一途徑是誘導中國減緩或停止其經濟崛起，除此別無他途。美國新保守主義勢力并沒有放棄：既然不可能“殺害”中國，或許可在外界的幫助下誘導中國實施“經濟自殺”？

經濟自殺

從表面上看，誘導中國這樣的大國實施“經濟自殺”是一個荒謬的念頭，但歷史表明，只要國際和國內勢力勾結起來，形成某種同盟，這并不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實上，美國對其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最強大的對手蘇聯(lián)就采取了這一手段并取得了成功。在 20 世紀 80 年代末至 20 世紀 90 年代初，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成功地誘導蘇聯(lián)不要仿效中國進行經濟改革，而是采取以國有企業(yè)全盤私有化為導向的政策（盡管當時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經初見成效，中國已成為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這種以國有企業(yè)全盤私有化為導向的政策是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他西方經濟機構為俄羅斯和蘇聯(lián)量身定做的經濟政策方案。

后來的事實表明，俄羅斯 20 世紀 90 年代推行的以國有企業(yè)全盤私有化為導向的政策造成了巨大的經濟災難，但即便在當時，也完全可以預見到這一點。我和其他一些人當時就試圖勸說俄羅斯當局學習中國，讀者不妨翻閱我在 1992 年 4月發(fā)表的論文《中國的經濟改革為何成功，而在俄羅斯和東歐怎么會落��？》和我當時撰寫的其他文章。從這些文章發(fā)表的時間可以看出，我對中國經濟改革優(yōu)越性的分析和追隨、對美國必將導致災難性后果的警告并非“事后諸葛亮”。我在當時就準確預見到俄羅斯倡導的經濟政策必將導致的后果。

俄羅斯總統(tǒng)普京對俄羅斯和蘇聯(lián)所發(fā)生事件的評價是“蘇聯(lián)解體是 20 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那些試圖勸導中國采取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應當從中吸取深刻的教訓。是否符合事實是判斷經濟政策優(yōu)劣得失的最終依據(jù)，因此，這里有必要詳盡追述當時發(fā)生的情況。

俄羅斯的災難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其他機構在 20 世紀 90 年代勸導俄羅斯時提出的理論依據(jù)是俄羅斯應采取基于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新戰(zhàn)略。具體地說，這一理論依據(jù)是：俄羅斯的企業(yè)是國有的，因而它們面臨的是“軟預算約束”，也就是說，它們能夠取得國家補貼，因而缺乏促使它們提高效率的激勵因素。因此，應對這些國有企業(yè)實行私有化，使其接受“硬預算約束”，這樣就可以提高效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促進經濟繁榮。為進一步確保“資本有效配置”，就應取消對國際資本的控制措施，使投資在國際范圍內自由流動，以便取得最佳回報率，據(jù)稱這種做法能進一步提高資本配置效率。

上述觀點在理論上是錯誤的。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樣，固定資產投資水平和勞動投入在推動經濟增長方面的重要性都超過全要素生產率。再者，隨著經濟發(fā)展程度的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在推動經濟增長方面的作用越來越小；而1991年的蘇聯(lián)已經不再是一個貧窮的國家，以全球標準衡量，這時的蘇聯(lián)已經是一個中等收入的經濟體，在這種情況下，全要素生產率的任何增長都遠遠不能抵消因國有企業(yè)私有化和喪失國家支持而導致的固定資產投資崩潰所造成的惡果。與事實一致的是，從蘇聯(lián)崩潰前夕的 1991 年到 1998 年，俄羅斯的固定資產投資下降了81%，這一下降幅度甚至超過美國大蕭條時期；固定資產投資急劇下降必然導致經濟增長速度急劇下降，俄羅斯同期 GDP 下降了 41%，這一下降幅度也超過美國大蕭條時期——詳見圖 21-4。俄羅斯所發(fā)生的事件是至少自工業(yè)革命以來和平時期最大的經濟崩潰事件，這不僅是一場經濟災難，更是一場國家災難。

上述變動趨勢是完全可以預見到的。我早在 1991 年 10 月就預見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倡導的政策必將導致災難性的后果，現(xiàn)將原文摘錄如下：

（世界銀行 /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蘇聯(lián)經濟研究》）的核心部分是“對中期經濟前景的評估”。這一部分的主要建議可歸結為它僅僅詳盡闡述了蘇聯(lián)經濟的兩個行業(yè)，即能源和農業(yè)……

與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僅有關于能源和農業(yè)的“中期”建議，而沒有就蘇聯(lián)制造業(yè)給出任何建議。該報告反而聲稱，蘇聯(lián)的制造業(yè)貿易水平“極低”，并據(jù)此推演道：“事實上不可能判斷……蘇聯(lián)經濟在工業(yè)領域的基礎性比較優(yōu)勢。”因此，“集中于增加能源和原材料出口不失為一種較為有效的方式”。

我當時就預見到：

可以預見……工業(yè)生產將會崩潰。在該報告的計算機模擬情形下，“放開價格后……產出……急劇下降……預計工業(yè)產出將在這次激進變革的第一年下降 20%，全部產出（GDP）下降 10%左右。”

隨著能源與農業(yè)出口飛速增長和工業(yè)漸趨崩潰，有人提出，蘇聯(lián)正經歷著一場規(guī)模巨大的反工業(yè)化浪潮，最終成為一個能源和農產品供應國……

自然，這個目標不會說得那么直白，因為這會導致猛烈的抵制，但數(shù)據(jù)表明，這是一個再明確不過的事實。

作為一個比較，我當時就已指出：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東歐、拉美和非洲提出的“穩(wěn)定化”建議總是聲稱，經濟崩潰后隨之而來的是經濟恢復，但事實表明，這些建議總是低估經濟崩潰的規(guī)模和程度，而其預期的經濟恢復則遙遙無期。

因此，西方機構已經承認它們對未來的估計是過于樂觀了……但至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提議東歐主要國家仍將是以制造 / 服務業(yè)為基礎的經濟體，而蘇聯(lián)僅被視為原材料供應國，其地位比東歐國家還要糟糕得多。

關于俄羅斯在經歷這一歷程后出現(xiàn)的經濟格局，我當時就預見到下列情況，后來發(fā)生的事實絲毫不差地印證了我的預見：

至于那些有可能從這樣一個計劃中受益的國家……鑒于蘇聯(lián)人對目前事態(tài)的明顯……精確的評估，該報告預見到“公共關系”方面的巨大問題：“蘇聯(lián)人普遍認為，那些在企業(yè)中取得經濟權力并在此過程中取得國有資產所有權的人們中，有許多人是利用其級別和內部信息謀取現(xiàn)實利益的‘權貴階層’成員。另一個普遍觀點是新興企業(yè)家中的許多人是曾混跡于黑市商人和投機商人中的犯罪分子。這種負面的公共形象有可能造成嚴重的后果……”

因此，該報告斷言：“這個激進計劃的主要問題……是是否有可能就怎樣實施該計劃達成充分的政治共識。”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觀點是，蘇聯(lián)應實行去工業(yè)化，使自身成為原材料供應國。

后來發(fā)生的結果完全印證了我最初的預見。在這場史無前例的經濟大崩潰中，俄羅斯男性預期壽命一度下降了 6 歲，分裂主義摧毀了蘇聯(lián)。蘇聯(lián)崩潰前，俄羅斯領導著一個擁有2.88億人的龐大國家；而蘇聯(lián)崩潰后，俄羅斯僅擁有1.43億人。諾貝爾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精辟地總結了這一后果：

這場大破壞（指 GDP 損失）超過了俄羅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受到的破壞。在1940—1946年期間，蘇聯(lián)的工業(yè)生產下降了24%；而在1990—1999 年期間，俄羅斯的工業(yè)生產下降了近 60%。

最后出現(xiàn)的結果，正如斯蒂格利茨所描述的那樣，完全印證了我事前做出的分析：俄羅斯從一個曾成功發(fā)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wèi)星的工業(yè)巨人很快便淪為一個自然資源出口國。

這場地緣政治災難所造成的惡果是多方面的，不僅從經濟上體現(xiàn)在俄羅斯從一個強大的工業(yè)國淪為主要生產原料的國家，還體現(xiàn)在因這場地緣政治災難導致的一系列戰(zhàn)爭，如車臣戰(zhàn)爭、阿塞拜疆與亞美尼亞之間的戰(zhàn)爭、格魯吉亞與俄羅斯之間的戰(zhàn)爭、烏克蘭內戰(zhàn)。上述事件并不是不能提前預見的，我當時撰寫的一系列文章就充分預見到這些事件。在蘇聯(lián)上演的一幕幕災難性事件與中國迅速的經濟增長形成了鮮明對比。